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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信6:重申和平宪章宗旨  人权至上必成共识

时间:2014-06-04 01:00:22  来源:  作者:   

 第六信

重申和平宪章宗旨  人权至上必成共识
——就中共18大3中全会公报700位中国公民致习近平的公开信
 
                        
一,         注意到积极因素,但没达到晚清水平
 
不久前,中共公布了18大3中全会公报,我们看到,该公报出现了一些亮点,比如提出了“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维护宪法法律权威,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此外,事后最高法院有相关文件指出,今后政法委不干涉个案,这虽然只是一个极力从负数回归零位的艰难挣扎,但只要不是被新成立的国安委取而代之,也是一个向好趋势。
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在《马克思主义与国家》一书中英明的预见到:苏联与其说是处于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之中,不如说是处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相应的,撇开行政管理的现代化程度不论,就专制——民主向度而言,无论中国当前的政治制度,还是18大3中全会的政策取向上看,其实今日中国还远没达到晚清水平。
马克思早已指出,“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满清末年,据不完全统计,从1901年到1911年,仅上海一地,先后出版的私人日报就不下三十几种,同一时期中文期刊则在70种左右,二者相加达百种以上。从司法上说,满清尽管是皇权垄断,慈禧太后也能亲自出面为杨乃武与小白菜昭雪冤狱,并且在此后不久开启了中国司法现代化的进程。一百零二年前的1911年10月29日,就是武昌起义不到20天后,摄政王立即以小皇帝的名义同意组织责任内阁,开放党禁,宣布《重大宪法信条十九条》,更不要说在此之前满清新政就决定用9年时间完成地方自治,由下而上的民选权力机构!
显然,任何客观公正的思考都不能不遗憾地承认,今日中国从政治上说远比满清王朝更加缺乏开明性:既没有一份私人办的自由出版的报刊杂志,也没有司法公正,更不要说司法独立,至于开放党禁和由下而上的民选权力机构,则完全不在统治者的视野之内。
 
二,         已是一派末世光景,民怨甚于辛亥革命前夕
 
专制——民主向度上的政治落后,无疑是今日中国统治者仍然在拿19世纪西方的一个政治思想流派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以此来反对“全盘西化”的结果,这种做法,实在比用三字经来反对孔孟儒学更加滑稽可笑。就在充满套话、假话、空话的中共18大3中全会公报公布之际,中国社会已经是怎样一副光景?
仅就2013年10月28日一天而言,已知的重大事件就有:1,晨8点,数百名医护人员聚集在浙江温岭市人民医院广场内,悼念25日遇袭身亡的医生王云杰,活动在网上得到全国上百家医院的声援。这表明,历来社会最肃静的角落也无法平静了!2,安阳市政广场十字架的海洋河南安阳市今天上午所有的基督教徒在市政府门前祷告,要求市政府就安阳地区医院私占教会的地产给予一个答案。这表明,一直受到迫害的宗教信徒正不可遏止的展示他们的软实力,官府对他们为所欲为的时代过去了。3,上海400名维权人士云集浦东新区公安分局抗议警察残害沈勇。这表明,觉醒的公民已经不会再容忍官方滥施暴力。5,12时05分许,一辆吉普车由北京市南池子南口闯入长安街便道,行驶过程撞伤多名游客及执勤民警最后撞向天安门金水桥护栏后起火。当局将此归咎于维族人制造的恐怖事件,这表明民族问题已经严重到何种地步。6,一司机驾驶中巴车先撞击四川南充中院大门,然后再开车强行冲击交警一大队大院,造成5辆警车受损,两名警察受伤。一南一北同时发生自杀式暴力袭击事件,这表明中国社会的冲突正往暴力化方向演进。7,新余法院审判在自己家门口举牌要求公示财产的刘萍等人,各国外交官如美国驻华使馆政治处二秘戴德年、加拿大驻华使馆一秘赛加祺和欧洲联盟驻华使团的杜海飞前去旁听被阻拦于警戒线外,庞昆律师前往辩护被警察拍照,他和警察对拍又被他人拍下他们的对拍的镜头。这表明,主子关门打奴隶的时代已经过去,人权高于主权是不可回避的事实,人权律师已经在中国担负起抗衡国家非法使用暴力的重任!8,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喉舌《环球时报》当日尚称《中国人要准备好迎接战争并付出代价》,这实在不能不令人想起慈禧太后1900年向八国宣战!
每年十万起以上的群体性抗议事件,每月少不了大规模警民冲突,每天都有大量访民在北京和各省市政府机关门前鸣冤叫屈啼饥号寒,在这种舆情鼎沸、风雨飘摇的末世光景中,民怨已经远远甚于辛亥革命前夕,统治者开起会来却闭门造车,意图一味依仗高压维持刚性控制,于其自身而言怎能不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于国家而言又怎能不是极力堵住高压锅的出气孔?
 
就在此一星期之后的11月6日,以极左派共产党人为主的拥戴薄熙来的至宪党公开宣布成立。应该说,此事清楚的表明,中共不仅已经不可能像毛泽东、邓小平时代那样高度统一,就是连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的派系平衡局面也成残梦,其自身的政治多元化势头已经无法控制,最终演化为多个政治实体是可以预料的事情,更何以谈以一元化权力体系长期对国家进行刚性控制!
 
 
三,         《和平宪章》早已指出,和平转型是最好选项
 
大难临头,出路何在?
应该说,我们在二十年前推出的当代中国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中早就指出了应走之路。
1993.11.14推出的《和平宪章》开篇就指出:
“(十几年来,大陆上的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对此我们深表赞赏 。然而,正如当代世界历史事实已充分表明的,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必然要求实行多元化的民主政治。鉴于当前世界结束冷战,走向新秩序,鉴于所有中国人都关注中国未来的和平发展,我们特提出本宪章。)
 
 
“古今中外政治制度转型的各种先例,使我们不能不对中国下阶段的历史进程忧心忡忡。既然多元化民主政治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必然,那么,我们不能不问:这一进程在中国究竟将以和平方式还是以非和平方式进行?
 
 
“我们深信,中国大陆政府当局中,有历史洞察力的人士也同样认识到了上述问题及其迫切性,因此,历史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前苏联和东欧正反两方面的先例,完全足以使我国大陆仍然充满对立情绪的朝野各方达这种共识:中国大陆从一元化走向民主政治的历史性变革,只有在政府当局有诚意的情况下,从上而下地程序化地和平进行,才能将其负面影响——即对民众社会经济生活的破坏作用,降到最低限度!”
 
当然,过去的二十年里,政府当局是没有诚意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才一步步走到了今天这种临界状态。
 
这里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此前二十年对当局来说还处于“是主动转型还是不转”二者择一的状况,这样,只要还能维持统治特权,它一万年也不会转。但是,今天的局面已如上述,当局已经只能在以和平方式还是以非和平方式进行甚至以极端暴力化方式转型三者之间进行抉择。因此,和平转型对当局已经是最有利的选项。
 
所以,我们重申《和平宪章》的基本精神,那就是:“我们作为中国公民,满怀伟大的使命感,斗胆站出来呼吁全国朝野上下:让我们以‘全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为原则,捐弃前嫌,互敬互让,折中妥协,共商国是,实现中华民族大和解,以求在平和稳妥的方式下,一起来完成中国大陆的政治制度转型,以及台湾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大业!我们特别提醒朝野各界,为了避免矛盾的激化,导致必然来临的政治变革进程失去控制,从而使国家陷入无政府状况,造成持续的社会动荡,以及内战乃至割据局面,有关各方从现在开始,便应采取一切可能的方法来防患于未然。特别是中国大陆政府当局,尤其有责任尽早采取主动措施,逐步缓和局面,抓住目前的有利时机,自觉顺应历史发展规律,否则,便必须对可能出现的上述各种局面负最大的历史责任。”
 
四,         人权至上是官民对话的最好基点
 
虽然二十年过去中国的和平转型仍然遥遥无期,但这并不意味着《和平宪章》的过时,因为它当时就指出:“。《和平宪章》所提出的各条措施,只是我们在当前情况下所能看到的具有可操作性的一些步骤,对这些抛砖引玉的看法没有过分拘泥的必要。”
 
而《和平宪章》的基本要求则是:“我们认为,大陆政府代表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有义务遵守联合国有关人权问题的一切决议,并应该从以当代国际标准保障中国人民的人权入手,立刻制定与当代各民主国家类等的人身、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含开放党禁)、游行、示威、罢工以及公民自由出入国境等方面的法规,立刻废除‘反革命罪’,并在国际监督和国际国内與论督促下严格执行。作为一种善意的回应,我们呼吁民众将自己不可让渡的集会、游行、示威权利,在一段不长的时间内停留在当局目前的法律水平上,以减少由政府主导的和平过渡起步阶段的社会震荡。”
 
概括地说,《和平宪章》的宗旨是“全民和解、人权至上,良性互动,和平转型”,其中作为价值原则的正是“人权至上”。人权是通过为社会弱者提供最低的社会和政治保障来保护全人类,正因此,过去统治者总是对人权不屑一顾。但是,无数事实表明,当工人、农民、市民甚至乞丐、妓女、罪犯的人权得不到保障时,统治者的人权同样没有任何保障,国际社会的齐奥塞斯库、卡扎菲、萨达姆之流不必说了,在中国,从高岗、彭德怀、刘少奇到赵紫阳甚至薄熙来都是例子。况且今日中国正在走向社会矛盾大爆炸的时代,不仅普通百姓人权难保,就是大富豪和大官僚也都在用极力移民来证明其对自身人权状况的担忧,何况未自古以来中国一旦局面失控就是玉石俱焚!因此,时至今日,官民之间在“人权至上”基础上达成共识,应该说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唯此才能使每一个中国人获益,使整个中国全面获益,使中国的政治转型有一个最好的守护神!
 
中共18大3中全会强调“进取意识、机遇意识、责任意识”,对此我们表示赞赏,独缺危机意识,则是它的悲哀。 和二十年前不同,今日中国社会的焦点正是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示威,这些不可让渡的权利正在被大量民主义士和维权人士以坐牢为代价极力争取。如前所述,中共18大3中全会称“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维护宪法法律权威,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但是,没有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示威权利,谈何“人权司法保障制度”?没有人权保障,谈何“让人民监督权力”?又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可以断言,如果当局继续口惠而实不至,不尽快归还其早已签署的《世界人权宣言》和全部人权公约尤其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的全部人权,那么,像刘少奇一样挥舞着宪法说“我还有公民权利”走向末日,恐怕是当今统治者很难逃避的定数。对于这种危机缺乏敏感,正是齐奥塞斯库之流的悲哀,敬请今日中国统治者日后勿谓言之不预!
人权的保障主要是政府的工作,但是,前提是政府必须来自民选,至少开始允许全体公民行使捍卫人权的权利,允许人权团体和自由社团合法存在。因此,为了统治者自身的利益,执政党和政府自说自话的独角戏该收场了。我们认为,从承认“人权至上” 开始,允许全民合法结社、出版、集会、游行、示威以保障人权,并且由此进行官民对话,应该说是此其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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