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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民主人士陈子明(1):三朝元老

时间:2015-03-05 09:36:54  来源:BBC中文网  作者:   

陈子明先生是中国著名民主人士,曾经在1975年因为议论时政被开除学籍,并定性为反革命。1979年,他出任《北京之春》编委,并在1991年因被指是八九学运的“幕后黑手”而被中国当局判囚13年,虽然后来曾获保外就医,但随后也长时间被软禁家中。2014年10月21日,陈子明因病在北京去世。本访谈录是陈子明生前接受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陈宜中专访的内容。

陈宜中(以下简称“问”):陈先生,您是中国宪政民主运动的三朝元老。当然“三朝”只是个比喻,您从1976年的四五运动,后来的北京之春运动,1980-81年的北京高校竞选运动,1980年代中期的民间文化事业,直到1989年5月被卷入天安门学潮,几乎无役不与。

我想从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也就是“四五运动”前后开始问起。我注意到,您曾经在内蒙当过赤脚医生,然后回到北京。但返京不久,您1975年就成了“反革命”。

成为大学生

陈子明

1979年,正在读大学的陈子明

陈子明(以下简称“陈”):我1974年回到北京,那时是叫“工农兵学员”。文革后期,毛泽东说大学还是要办的,尤其是理工科大学要办,而我是学理工的。1973年,在张铁生缴白卷的事件之前,很多省恢复了一项考试,就是不完全靠推荐,而且还要考一下你的文化知识。就是1973年那次,我考的成绩很好,所以通知我去吉林大学读物理化学。但是没有发录取通知书,因为我们牧区都很远嘛,只能通过电话线,先送个通知下来。我就开始做准备啦。

不巧,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张铁生的白卷事件。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考试上大学被说成是复辟,说是反文革的,所以又把它取消了。我们大队那一年有两个人要上大学,一个去长春地质学院,另一个就是我,准备去吉林大学。那个长春地质学院的,后来还走成了,但我就给刷下来了,这是1973年的事。

到了1974年,我们那边还是推荐我去。通知我的时候,也是通过电话系统,说陈子明录取了北京大学。但我到了旗里去拿那个纸袋通知时,一看怎么是北京化工学院啊。后来听说那年北大在阿巴嘎旗招七个人,因为七个都是男生,为了至少有一个女生,就把我调到北京化工学院了。

问:您是北京八中的,是否一些八中同学都一起去内蒙牧羊了?

陈:那不是。我们班的同学就去了很多地儿,有去吉林的,有去延安的。我是我们这个年级(文革开始时的“老初一”)最早走的,就1968年分配的时候,分配的是66届和67届,68届当时还没有分配,但是我提前要求走了,在1968年8月就走了。我们班多数同学是1968年12月到1969年3月走的。

打成反革命

抗议的人群陈子明在第二排
 

团结起来到明天。1976年4月5日11时45分,抗议的人群,唱着《国际歌》,手挽着手,从人民大会堂游行到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小楼。陈子明在第二排,位于第一排左起第五人与第六人之间。

问:您何以会在1975年被定性为反革命?您对文革的怀疑,一开始也跟林彪事件有关,但后来怎么会变成反革命?是通过地下讨论、自己看书,还是有朋友或家庭背景的影响?

陈:都有,有个人经历,也不断看书思考。我比一般的同龄人觉悟早一年,我是1970年觉悟的,多数人是1971年。我是在陈伯达倒台时就觉悟了。我在1970年参加过阿巴嘎旗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那个大会上还有周恩来的侄女,我去讲我对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

我们下乡后发现,干活儿好的、玩命的都是牛鬼蛇神,都是地方的专政对象。有一些什么贫下中农啊,大都好吃懒惰,不爱干活儿。我对这个现象就很疑惑,因为按照传统的阶级理论,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贫下中农当时说:知识青年插队,贫下中农没事干了。我们的劳动积极性和劳动技巧,都是跟地方的牧主、富牧学的。所以我就认为,阶级斗争主要是“抓革命、促生产”的一个手段,并非牧主就一定是坏人。如果不抓阶级斗争,在公有制社会里,人都不干活儿了。正因为这样,毛泽东才人为制造出阶级斗争的紧张风气。

问:这是您1970年的想法?

陈:从1969年就开始有了。我1970年开大会时说,不要从表面上去理解阶级斗争,因为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是要促进生产。陈伯达讲,抓革命最终还要落实在生产力上,还是要搞技术革命、电子革命等等,我认为这个说法是对的。结果陈伯达在1970年9月的庐山会议上,被打成了反党分子,说是有个林(林彪)陈(陈伯达)反党集团。

文革开始时我才14岁,但我对文革的全过程很了解。我当时经常到各大学去探查,因为停课闹革命嘛,就没事干了,没事干了就去探查。报纸上曾号召长征,说串连会影响火车运输,最好是步行长征。外地的长征我倒没去,但我在北京市内长征,就是经常步行去八大院校转一圈。我对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里头的各种思潮,包括“新思潮”和“联动”的思想都非常熟悉。

四五运动

左四是陈子明

81年北京玉渊潭,子明与《北京之春》的朋友们,站着左四是陈子明

问:您回顾四五运动时,曾说您和刘迪是那场运动中自由民主意识最强的人。当时真有那么清楚吗?

陈:印红标写过一本文革中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学出的,他在写书时也专门问过这个问题。他后来把胡平和我视为在文革最后期,就已经有了自由主义思想的青年人。我因为两次抄家,有些原始材料都销毁了,就跟他提了马悲鸣。马悲鸣是作家王小波的好朋友,他写过一篇文章,回忆我的插队时代,叫〈我的“插友”陈子明〉。他讲,当我们(指他自己)都在讲江青怎么样的时候,陈子明谈论的是法的精神,是制度的问题。

问:是否可以说,在四五运动中,您的政治意识是比较超前的,但整个大的运动一开始却不是如此?

陈:四五运动是个政治联盟,其实是很宽的光谱。有些人直到四五运动前,对毛泽东还没有彻底的批判性认识,要到四五运动以后才开始有。当时确实有很多人反对四人帮,但是并没有彻底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此而言,四五运动本身是一个非常大的推动。

在四五运动的现场,也有人出来演讲或者贴小字报,直接就把矛头指向毛,这不是完全没有。我自己并没有在天安门广场做这种表述,也没贴出去,没喊出这种口号,虽然我早就彻底否定毛了。后来,在《北京之春》碰凑到一块,大家谈思想怎么样,情况就不同了。包括一些省部级干部子弟,四五前后已经彻底否定了毛,甚至有人主张用武装的方式推翻现政权。

思想或真理要在一种互相震动、共鸣中,才能获得力量。当你有一个思想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碰到同道中人,你自己都是不太信的。虽然你想到了一些东西,但是觉得身边的人没有人信,只有我自己信,那你也就不敢。当我在广场上,碰到那么多人的想法跟我很一致,或感到有默契,就会觉得我的思想并不孤立,就敢再往前走一步。我想,四五运动是起到了这种作用,很多人到了临界点但还没有突破,到了广场上看到有这么多同道,就觉得可以突破。

北京之春运动

右三是陈子明
1986年在山东蓬莱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坐着右三是陈子明

问:您怎么看北京之春运动﹖

陈:在我文集(《陈子明文集》)的第四卷里头,对于北京之春或是说民主墙运动,有篇文章做了一些概括。我是觉得,还没有脱离“无产阶级民主”理论框架的人,在民主墙时代可能也占到半数以上。比如说,民主墙上最大块的一篇文章是陈尔晋写的,叫做〈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其中提到无产阶级两党制。

问:您把1980年代位于“体制边缘”的民间潮流分成两个组、五个派,一组是比较纯粹的文化思想流派,包括中国文化书院和《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另一组跟现实政治有更紧密的关联,包括异化派、《走向未来》编委会,以及王军涛、胡平和您这一派。您这一派的特色何在?

陈:就是宪政民主的要求更明确,比其他派要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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