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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明治维新”和“戊戌维新”的成败与教训

时间:2017-02-24 17:38:01  来源:原创  作者:潘露   

19世纪伊始,随着地理大发现的接近尾声和工业革命的全球影响,一场人类文明史上的近代化大幕的远东上演,随着近代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思想的传入,对远东社会原有的三个主要文化结构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

这三个文化结构就是远东社会的母体——中华文明,和两个子文明——朝鲜和日本社会。无论是古老中国的屡败屡战,朝鲜半岛的悲惨命运,还是近代日本的一鸣惊人,都是这篇宏伟转型历史剧的精彩篇章。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日本人成功在哪里?日本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为何能摆脱如此繁冗的历史和文化困境?为何19世纪末期的“戊戌百日维新”等其他社会改良最终失败,走上共产极权的不归路?
毫无疑问,始于1868年的“明治维新”在远东社会的转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意义。因为明治维新的相对成功,使明治天皇已经成为日本的图腾,是近代日本崛起的象征。它和戊戌维新,一成一败,让后世史家感慨不已。
戊戌变法又名百日维新、戊戌维新、维新变法,是清朝光绪二十四年间(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的短暂政治改革运动,变法由光绪皇帝领导,深入经济、教育、军事、政治及官僚制度等多个层面,希祈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然而期后遭到慈禧太后与守旧派的反扑,发动了戊戌政变,戊戌变法仅经历了103日就告终。上回讲了戊戌变法失败的六个原因。(地址:http://www.rosechina.net/mztz/yswj/2015-10-16/7265.html
鄙人侃侃而谈,再比较两次变法成败的原因和教训。
1.     日本是对外部压力和内部危机的双重刺激下的积极应战。同中国一样,近代日本是在19世纪中期外国的压力下才被迫开放门户的,但是一旦决定开放后,在历史的选择中不再犹豫,正是外部刺激带来的内部统治危机,在日本引发了倒幕运动和明治维新,开始了近代化急行军。
同时,在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也显示出日本人民敢于冒险的气魄和能力,这也是日本文化的内在生命力之一——务实、灵活和进取。这几点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缺乏的。
另外,对比中日两国的地理、人口和资源环境,明显日本面对外部压力更有危机感和紧迫感,做出积极反应也是理所当然的逻辑。
2.     如果我们继续探寻中国维新失败的深层次原因,我们会发现古老中国已经品尝到停滞文明中的社会文化对内外部刺激已经几乎免疫的后果。
1898年的维新改良原本就是受到1895年甲午战争和洋务运动失败的刺激。但是,在中国这个远东最大的社会中,儒家思想、宗法专制和君主专制已经构成三重桎梏统治了中国人达2200年之久,久而显示出“一元化”单极社会的僵化趋势。这种在公元前2世纪已经成型的社会结构中,任何外在刺激都将面临着死水一潭。如同石头扔下深渊起不了涟漪!
在这种文化下行趋势中,中国传统社会呈现出停滞文明社会的两个重要特征——等级制度和专业化分工,这两点明显比明治维新前的封建日本更加严酷。这客观上造成了改造社会的难度大增,政治改良运动无论从程度上还是效果上都要差很多。
3.     日本的幸运之处在于儒家伦理体系的恰到好处的寿终正寝和承接了封建制度的有效遗产。
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社会是一个落后停滞的封建国家,儒家道德伦理占据社会关系中的每一个角落;而且日本不同于中国,是真正的封建国家,存在君主(将军)—诸侯(大名)—武士(士)的封君封臣关系,另外封建制度还创造了构成近代国家基础的财产,比如统一语言和民族认同。
更重要的是,传统日本社会只有儒家宗法专制,没有真正的君主专制,所以明治政府进行中央集权后能够迅速推行强有力的政治转型,释放出社会变革的巨大动能,我想这是日本能够顺利推进明治维新的必要前提。
4.     时间差——日本汲取大清国处理对外事务的失败教训,学习西方精髓。
虽然日本传统社会一直向文化领先的近邻中国学习——比如大化改新和鉴真东渡,更难人可贵的是日本人还从别人(尤其是中国人)面对近代体系的失败中吸取了宝贵的教训。比如“鸦片战争”、“亚罗号事件”,日本人发现清国和西方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历史鸿沟。这个差距是文明等级的差距,是天壤之别!
在随后的1853年“红船事件”中,日本人作出正确的开放门户的决定,并且开始虚心向西方学习制度和文化。19世纪,日本“岩仓使节团”与“满清五大臣”同样出洋考察宪政,一比较成果就相差甚远。
这是最关键的地方:日本学习的是形而上,学习的是精神和制度内涵;大清学的是形而下,外形和器物而已。这个看似殊途同归的学习,造成了中日两国19世纪后截然不同的命运。
5.     领航员——日本有着励精图治、大权在握的领导者。
明治天皇睦仁年仅16岁就登基,面对复杂的千年变局,但是在他富于想象力的领导下,开始了如火如荼的明治维新运动。当西方文化进入日本后,人们对幕府体制有了切肤之痛,加强了人民寻求一种取代幕藩制度的政治体制的力量,并且基本以和平的形式还政于天皇。
明治天皇没有辜负历史,应时代而生,运用精兵强将,先后打赢对清对俄战争。因此门户开放、废藩置县、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一步一个台阶,稳扎稳打。明治在位长达44年,与其说历史选择了明治,不如说明治创造了历史。记得那个精彩的故事吗?日本为了打败北洋舰队,明治皇后连首饰都捐出来了。
6.     日本有一批锐意进取、舍生取义的政治改革家。
担任明治政府第一任首相的大久保利通,1873年去过英国考察后,遂奋不顾身的扶植产业,力争经济转型,以至于他五年后于任上被刺身亡。他被后人称为“东洋俾斯麦”可以见得大久保推行经济改革的强硬。
他的继任者伊藤博文,1863年留学英国后,看到西方真实的情况后认识到盲目排外攘夷是轻率的,他进而认为,实行攘夷只会让日本灭亡,他回国后努力消除攘夷的落后思想的影响。不幸的是伊藤也被刺杀身亡。
如果说大久保利通过强势人格推进政治转型,那么伊藤就通过主导社会启蒙来实现社会转型。那么,除了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的全面学习西方的政治家外,有没有引领文化转型的思想家?
7.     当然有,这也是日本转型最大的成功之处。
日本的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吉田松阴、佐久间象山、加藤弘之等人具有准确把握世界文明潮流的眼力和胸襟。福泽谕吉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对比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文明之后,福泽明确提出“脱亚入欧”的文化转型战略思路,并且终身从事培养近代化人才的教育事业。
明治时代早期就在施行了旨在给国民以平等教育机会的义务教育制度,早在19世纪就在北海道的边远山区和东京都实行了同样的教育水平,免费义务教育,免费午餐,20世纪初日本人的教育普及率高达95%,别说中国就是当时的西方世界也难以企及。
在19世纪下半叶明治维新的整个文化转型过程中,排外的民族主义在日本始终难成气候,不能不说是日本人的幸运。对比中国的文化转型,儒家伦理体系解体后,从19世纪末到整个20世纪上半期,都笼罩在民族主义的阴影下,在意识形态真空下最后被极端思想俘虏也在所难免。
8.     日本流亡的经历,才促使梁启超成为一名近代启蒙思想家,注意这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而不是实施前。
带着戊戌变法失败遗憾,梁启超在伊藤首相的帮助下流亡日本,通过学习日文,阅读日本学者的译著或专著,才开始系统地接受了西方近代的政治理论、学术思想和价值观念。在此过程中,梁受到了明治启蒙思想的熏陶,尤其福泽谕吉、加藤弘之、中村正直等人的学术思想后,启发颇深。
在一次,福泽和梁的对话中,福泽问梁启超,中国国内官方和知识精英有多少人接受过西方式教育和英语能力时候,梁说最多几个人;福泽当时就感慨;中国完蛋了,整个地完了!福泽有感言:相比日本人,中国人更抱残守缺,妄自尊大,丧失了许多发展与改变的机会,真是可惜啊!
这种自大封闭心态就是我上次所讲的“自我文化中心论“的残酷后果,这种文化优越性表现在由于自恋而愚蠢,又因为狂妄而自大。
在清国戊戌变法的整个过程中,中国当时的社会精英无论是李鸿章还是康梁皆没有完整的近代政治理论和人文哲学之思想体系,更致命的是对中国的改革方向缺乏目标和蓝图,就这样变法演变成为夺权,悲剧也就在所难免。
这个原因,是中日两国走上不同历史轨迹,分别导致改良和革命路线的深层次原因。
9.     清政府在四面楚歌中再次开历史倒车,开启暴力革命循环。
经历了戊戌维新和庚子事变两次反复折腾后,清政府在严峻的统治危机和《辛丑条约》的刺激下,终于于1901年开始准备新政了,这次的步子明显大了许多,但是在政治体制改革的的关键步子上又出现了“皇族内阁”严重倒退,终于激怒了温和汉族士族阶层,帝国的统治基础完全瓦解,这次清政府就在劫难逃了。
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思想界在20世纪上半叶的风云会际中被极端共产革命俘获,中国政局进入暴力循环轨道,在全球化的舞台上浪费了整个20世纪,至今仍然没有走出历史的三峡。
10. 反观日本,虽然完成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大转型开辟通往文明之路,但是也付出了沉重代价。
明治时期伊始,为了实现近代化而如此重视教育事业,这是日本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对传统和先进文化的包容和汲取的态度,成就了古代日本的经典也铸就了近代日本的辉煌,传统精髓和近代文明成功融合而且互补并轨,为社会转型扫清了历史迷雾。
就这样,日本理所当然成为一战前唯一近代化的东方国家。可悲的是,中国朝野至今还不明白,所谓“现代文明”本来是一个整体,并不能单独学习其中的某一环节,比如科技、工业等等。
11. 必须要提到,日本对宪政体制的犹豫不决和对军国主义的盲从酿成了20世纪的悲剧。
在宪政转型的紧要关头,日本人缺少了临门一脚,也造成了中国共产运动的宿命。在20世纪初期,西方文化中的糟粕,刚刚抬头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甚至种族主义也传到了日本,和传统文化中的“武士道”精神媾和为日本20世纪上半叶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留下祸根。
同样,二战后锐意进取的日本人在美国人的帮助下通过《和平宪法》彻底与过去的野蛮决裂,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科技和工业大国,国民素质多年蝉联世界第一,诺贝尔奖年年花落日本,成为文化、科技和价值观输出大国。
12. 这才是压轴的,1947年《和平宪法》在1889年《明治帝国宪法》的基础上理清了主权、人权、立法和司法这几个非常重要的现代政治概念。
《和平宪法》规定主权由天皇转移到国民,从而国会是“最高权力机关”,是“国家唯一的立法机关”这种有关权力的明确规定在《和平宪法》中取消了模棱两可的解释,还具体地规定了基本人权不受侵犯,保障了每个个体具备现代公民的角色。对权力加以限制这个重要的现代宪法原则适用于司法权,从而达到司法权的独立。
此部宪法由于有第九条——放弃国家武装力量的条文,之所以被学术界称为《和平宪法》。2015年9月,在中共大陆的民族主义抬头的压力下,日本安倍内阁完成重要修宪,通过“安保条例”,回归正常国家行列。
       综上所述,请各位大师考虑一下,我们对待日本的正确态度应该是什么?是在中共的蛊惑下永远记住历史仇恨,还是努力学习日本近代转型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从而为中国魔咒一样的社会转型寻找到正确的出路。以上就是鄙人对19世纪末,中日社会转型的比较,一些浅薄看法而已。

责任编辑行者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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